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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砸缸酒瓶是什么酒

公元1054年暮春，北宋都城汴京，三司衙门的牡丹花开得正好。三司衙门最高长官，时任三司使的包拯，邀请他最看重的两位下属喝酒赏花。

一位下属，时年36岁，衣着朴素整洁，态度恭谨；另一位下属，时年35岁，衣服满是污渍，头发油油的，沉默寡言。

赏花过半，包拯开始举杯劝酒。衣着整洁的下属虽然平时不怎么喝酒，但碍于领导面子，也喝了几杯。另一位下属平时便滴酒不沾，尽管领导殷勤劝酒，依然不为所动，直到酒席结束，都没喝一口。

本应言笑晏晏的赏花宴，因为这位下属的执拗，让包拯很下不来台，场面一度尴尬，最终不欢而散。

这位不喝酒的下属便是有“拗相公”之称的王安石。而另一位看起来更会“来事”的下属则是家喻户晓的“砸缸神童”司马光，也就是本文主角。

十六年后，一场轰动朝野的变法拉开帷幕，两人在这场酒宴中的不同态度与表现，为变法中的针锋相对埋下了伏笔。

宋仁宗嘉祐年间，社会稳定，政治清明，人才辈出。在汴京，同朝为官、均以古文闻名的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吕公著、韩维，志趣相投，常结伴游玩，诗文唱和，被称为“嘉祐四友”。其中，司马光与王安石尤为亲厚。

（来源：摄图网）

当时的北宋，虽然表面看起来繁荣富裕，但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防弊之政逐渐矫枉过正，冗官、冗兵、冗费问题逐渐显现。对内，官员、士兵人数不断增多，朝廷开支巨大，财政日益枯竭；对外，辽、西夏政权在边境虎视眈眈，军队战斗力不足，败仗连连。如果将北宋王朝比作一口“缸”，这口缸已满是裂纹。

“尽快补好这口缸”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。司马光在担任谏官期间便向宋仁宗提出了系列改革建议。

在司马光看来，国家制度没有问题，主要是用人不当，解决问题的关键“在于择人，不在立法”，他建议“节流”，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。虽然他年幼时砸过一口缸，成年后，却立志要把另外一口“缸”补好。

王安石也主张改革，但他认为，“开源”才是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，朝廷要学会理财，要发展经济，增加国库收入，实现“不加赋而国用饶”。王安石的主张更为激烈——直接将原有的“缸”砸了，再造一个。

然而，宋仁宗、宋英宗均未来得及改革便撒手西去。待到1067年，宋仁宗的孙子宋神宗即位时，朝廷已然账上没钱了，“百年之积，惟存空簿”。

此时，宋神宗刚刚20岁，血气方刚，立志振兴祖业。他与多位大臣沟通后，与王安石的看法不谋而合，决定推行变法。

司马光虽然支持改革，但并不赞同好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。他认为，经济总量是固定的，朝廷一旦理财，就意味着要与民争利。而在这过程中，很容易出现巧立名目、横征暴敛等问题，百姓很可能被盘剥更甚。

为了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，他接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，他认为王安石是“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”的贤臣，但过于自负执拗，变法如此激进，将造成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怨谤”几大弊端。

两人针对变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，最终谁也无法说服对方。

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等变法措施陆续出台。变法反对派代表司马光，在朝廷备受排挤。

公元1070年，52岁的司马光自请出京。

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，司马光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，如果现行政策与自己的坚守背道而驰，他宁可放弃高官厚禄，宁可退隐。

（来源：摄图网）

司马光与王安石均是坦荡君子，尽管政见不同，对待变法主张不同，但始终是为了国家更强盛。多年风云激荡沉浮，两人始终对对方持有公正客观的评价。

王安石退休后，一日与友人谈及过往种种，忽发感慨，“司马十二，君子人也。”这司马十二便是司马光。

公元1070年-1084年，是司马光失意的十五年。此时，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，司马光选择退居洛阳。

古人向来奉行“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学”，尽管司马光离开政治中心，但他选择以献身学术的方式践行使命，为后来人“补缸”提供方法论。

在洛阳，司马光将20亩田地修建为住所兼书局，命名为“独乐园”，这里环境清幽，屋舍质朴却不失典雅。在这安静的洛阳一隅，承载着司马光的学术才华，一部光照千古的史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正在孕育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上起战国初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下至五代末年（公元959年），驰骋1362年。为完成这部巨著，司马光化身“工作狂”，伏案十五载，笔耕不辍，制定了严格的写作规划：每天要写一丈长的手卷，如果当天有事完不成，第二天一定补上。

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写作，司马光牺牲了自己的睡眠。他将枕头设计成圆木形状，睡觉时只要翻身，头便会从枕头上滑落，然后清醒起来接着写。

夏天天气炎热，司马光在书局办公室挖个坑，修成地下室，这里冬暖夏凉，大家钻入地下室继续工作。

这是一份艰难辛苦的工作，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与挑战，司马光自称“秉烛至深夜，警枕破黎明”。书稿尚未完成，他的助手刘恕便因劳累过度去世了。

公元1084年，《资治通鉴》书成，加上之前在汴京编纂的4年，共历时19年。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，三百余万字，将一千三百余年的史实，以年月为经，以史实为纬，取材之广泛、史料之丰富，均超越前代史书，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编年体史书。

此时，司马光已66岁，这部书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，他双鬓斑白、牙齿脱落大半。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写道，“臣今骸骨癯瘁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，旋踵遗忘，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！”

凭借这部书，司马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之一，另一位便是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，留下了“史界两司马”的佳话。

在洛阳，由于司马光声望卓著，独乐园吸引来了众多文人雅士。独乐园建成时，苏轼苏辙兄弟专门前来，作长诗《司马君实独乐园》《司马君实端明独乐园》祝贺。当地名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、富弼也常来独乐园饮酒赋诗，俨然成为小型文化中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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